两极分化的社会
C. Cindy Fan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科学副院长和地理学教授。她著有《行动中的中国》(China on the Move)一书，并发表了大量文章。
3月23日，一所小学门口，早晨校门开启前的10分钟，42岁的郑民生用一把12英寸长的匕首刺死了八名小学生并刺伤了另外五名受害者。据一名目击者说，在被制服前，郑民生曾高喊：他们不让我活，把我逼疯了，我也不让大家活。
在接下来的八周里，中国又出现了另外四起类似袭击案。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模仿作案，而观察员则强调精神疾病、压力和对一个急剧两极分化社会的怨恨才是这种暴力犯罪的起因。更令人发指的是案中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没有防御能力的孩子。
案件细节给了我们一些线索。郑民生2009年六月离开在医院的工作，在那之前做了18年外科医生。在美国，一个普通医生能够买得起一所房子并过上舒适的生活。而郑民生则是跟自己80岁的母亲和哥哥一家三口住在一所公寓里，睡在客厅。他的月收入不足2000块，这样的收入水平根本负担不起中国精英幼儿园的学费，也不够买一所公寓。
中国的内科医生群体普遍薪酬不高。自上世纪50年代起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医疗是由政府运营，而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现如今的大多数医疗实践都是非私人的。
尽管郑民生能养活自己，但他微薄的收入让他成为了婚姻市场上的无力竞争者。他的邻居说，郑民生曾谈过几个女朋友，但没人愿意跟他结婚，因为他没钱而且买不起自己的房子。在中国，拥有或至少租得起一处自己的住所的能力仍然是结婚的前提。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使得郑民生走投无路（他已被判处死刑，并已于四月底执行）。另外四起袭击案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中年男性独自作案。
这些事件提供了什么我们还不了解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信息吗？我深表怀疑。我们知道在中国，贫富差距很大，城市人口密集，生活在社会常模之外（比如单身或离异等）要面对很多压力，男人需要成功的压力很大，而精神疾病（还有很多生理疾病）被当成是一种羞耻。
但是我们还知道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要好得多，他们有更多的人身自由、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信、与外界的接触更广泛，并且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更长寿。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平均水平以下群体、社会边缘人士和弱势群体必须成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首要任务。
无辜者之死
Guobin Yang是伯纳德学院亚洲和中东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中国互联网的力量：公民行动主义在线》。
此类袭击案件的高频率（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连发五起）似乎为这些是模仿作案的说法提供了佐证。也有人怀疑凶手有精神疾病。但也有人提到了在一个政府严格限制的社会中缺乏情绪疏导。
个人的作案动机可能不尽相同，但这其中有普遍的潜在诱因。这些袭击事件仅仅是一个日益愠怒和争议倍出的社会最猛烈、最残忍的征兆。还有一些其它征兆：
-公众抗议的数量持续增长（1993年的8700次，2005年87000次），其中大部分指向政府当局。
-针对政府当局的暴力袭击数量持续增长，比如焚烧警车和政府大楼。
-绝望的个人以自焚来抗议强行拆迁和缺少寻求正义的法律途径。
-政府官员猖獗的腐败在网络论坛和博客上不断被披露。
这个列表还可以继续。他们共同的主线正是官方、法律和管理所面临的危机。政府当局背离了法律和正义的管理者的角色，却成为冤屈和绝望的来源和目标。当公民没有合法途径去寻求正义时，暴力就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这些暴力事件还有另一个深层的令人堪忧的元素。袭击者把目标指向了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中最无辜也最受珍爱的成员。共同体常被看做是危机时期的缓冲器（如战争时期）。通过背叛自己的共同体，这些袭击者揭露了该共同体中重大危机，而这个共同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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