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School Killings and Social Despair-Part 2

两极分化的社会
C. Cindy Fan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科学副院长和地理学教授。她著有《行动中的中国》(China on the Move)一书，并发表了大量文章。

3月23日，一所小学门口，早晨校门开启前的10分钟，42岁的郑民生用一把12英寸长的匕首刺死了八名小学生并刺伤了另外五名受害者。据一名目击者说，在被制服前，郑民生曾高喊：他们不让我活，把我逼疯了，我也不让大家活。

在接下来的八周里，中国又出现了另外四起类似袭击案。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模仿作案，而观察员则强调精神疾病、压力和对一个急剧两极分化社会的怨恨才是这种暴力犯罪的起因。更令人发指的是案中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没有防御能力的孩子。

案件细节给了我们一些线索。郑民生2009年六月离开在医院的工作，在那之前做了18年外科医生。在美国，一个普通医生能够买得起一所房子并过上舒适的生活。而郑民生则是跟自己80岁的母亲和哥哥一家三口住在一所公寓里，睡在客厅。他的月收入不足2000块，这样的收入水平根本负担不起中国精英幼儿园的学费，也不够买一所公寓。

中国的内科医生群体普遍薪酬不高。自上世纪50年代起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医疗是由政府运营，而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现如今的大多数医疗实践都是非私人的。

尽管郑民生能养活自己，但他微薄的收入让他成为了婚姻市场上的无力竞争者。他的邻居说，郑民生曾谈过几个女朋友，但没人愿意跟他结婚，因为他没钱而且买不起自己的房子。在中国，拥有或至少租得起一处自己的住所的能力仍然是结婚的前提。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使得郑民生走投无路（他已被判处死刑，并已于四月底执行）。另外四起袭击案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中年男性独自作案。

这些事件提供了什么我们还不了解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信息吗？我深表怀疑。我们知道在中国，贫富差距很大，城市人口密集，生活在社会常模之外（比如单身或离异等）要面对很多压力，男人需要成功的压力很大，而精神疾病（还有很多生理疾病）被当成是一种羞耻。

但是我们还知道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要好得多，他们有更多的人身自由、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加自信、与外界的接触更广泛，并且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更长寿。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平均水平以下群体、社会边缘人士和弱势群体必须成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首要任务。


无辜者之死
Guobin Yang是伯纳德学院亚洲和中东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中国互联网的力量：公民行动主义在线》。

此类袭击案件的高频率（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连发五起）似乎为这些是模仿作案的说法提供了佐证。也有人怀疑凶手有精神疾病。但也有人提到了在一个政府严格限制的社会中缺乏情绪疏导。

个人的作案动机可能不尽相同，但这其中有普遍的潜在诱因。这些袭击事件仅仅是一个日益愠怒和争议倍出的社会最猛烈、最残忍的征兆。还有一些其它征兆：

-公众抗议的数量持续增长（1993年的8700次，2005年87000次），其中大部分指向政府当局。
-针对政府当局的暴力袭击数量持续增长，比如焚烧警车和政府大楼。
-绝望的个人以自焚来抗议强行拆迁和缺少寻求正义的法律途径。
-政府官员猖獗的腐败在网络论坛和博客上不断被披露。

这个列表还可以继续。他们共同的主线正是官方、法律和管理所面临的危机。政府当局背离了法律和正义的管理者的角色，却成为冤屈和绝望的来源和目标。当公民没有合法途径去寻求正义时，暴力就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这些暴力事件还有另一个深层的令人堪忧的元素。袭击者把目标指向了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中最无辜也最受珍爱的成员。共同体常被看做是危机时期的缓冲器（如战争时期）。通过背叛自己的共同体，这些袭击者揭露了该共同体中重大危机，而这个共同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源。

China's School Killings and Social Despair-Part 1

http://roomfordebate.blogs.nytimes.com/2010/05/13/chinas-school-killings-and-social-despair/?ref=asia

中国的校园伤害案件和社会绝望

过去的两个月，中国政府正努力应对一系列边远地区伤害小学生的恶性伤害事件。他们已经以担心模仿案件的出现为由对新闻界施压，并呼吁加强学校安保工作。然而，5月12日，又有一名男性气势汹汹地冲入陕西省的一所农村学校，夺走了七名孩子和两名成人的生命。这是自三月份以来的第五起校园伤害案件，作案人均系持匕首、坎肉刀或其它作案工具的中年男性。在这几起伤害案中，共17人死亡、近100人受伤。

几位评论员说这些袭击案是一个急速发展社会中极端压力的征兆，是政府尚未意识到的一股暗涌。


袭击案的政治意义
Zhou Xueguang 是一位社会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目前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北京计划项目。

校园袭击案的种种细节还有待理清——这些校园袭击案是孤立事件还是模仿案件；是因精神疾病引起的还是基于恶意动机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非常明确的：这些事件是当今中国社会中广泛、快速增长的社会焦虑、沮丧和紧张的反映。

从一个层面上来说，这样的紧张状态在任何一个急速变化的社会中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广泛和快速的变革，而这种广度和深度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都是甚少出现的。
大范围的城市化，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强迫推进的城市化，通过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迁移、土地占有和居民重置来实现。令人惊恐的社会不公已经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赤裸裸的现实。尤其是大城市飞涨的房价，近年来涨了三到四倍，给富人和穷人间划上了一道深不可测的分界线。

在北京或是其它大城市的街道上闲逛，你能看到那些大门有警卫守卫、需要刷卡进入而且有精心打理的小径和绿化的住宅区。住宅区的高墙将墙内的富人和墙外的噪音和人群分隔开来。
然而，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即便是在大城市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在暴涨的房价面前，也不敢奢望在其有生之年能拥有属于一处自己的房子。这与早前的改革时期大不相同，那时的改革政策，尤其是将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引起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并惠及了人口总数中的大多数。

传统的家庭自给自足及邻里间互相帮扶的传统的社会格局已无法应对社会错位、社会封闭和特定群体边缘化的增长。

现在，绝望和怨恨的根源很深。社会学家用“社会混乱”(anomie)来描述社会规范和价值的坍塌。而校园袭击事件很可能就是这些日益紧绷的紧张状态的爆发。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中国政府处理这种冲突的方式。它一直非常努力去“压制”社会动乱的征兆，而不是建立和培养起一种缓和的机制。官僚机器——通常是高效、冷淡、不人性化且无情的——常常引发与它所消解的社会怨恨等量的怨恨。

中国的转型取决于这些紧张和冲突是如何解决的。像校园袭击这样的事件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化的国家有极其长远的政治意义。就算是孤立、偶然的，这些事件极易获取政治意义，给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原本就脆弱的政府和各社会构成间的信任关系带来了强大压力。

中国有句谚语，将人民比喻成水，统治者比喻成舟。它是这样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的领导层应该都深谙此道，他们也正出台一些列社会保障计划，包括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网络、养老计划和医疗保障等，旨在覆盖更大的贫困人民群体。

然后，在缺乏鼓励地方政府解决问题能力机制的情况下，这些公共项目在日益扩散的社会紧张局势中的实际功效还有待观察。